方政的20年

吴放

一听说方政要来参加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纪念6·4二十周年的活动，我就有了采访方政的冲动。可是我即刻又把这个念头拂去了——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体力或时间的局限，更是因为一种习惯。记得1990年5月底，在6·4一周年之前的一天，我作为一名留学生接受CBS晚间新闻采访时说过一句话：6·4屠杀已经成了我心头的一个伤疤。我可以把它掩藏起来，却无法把它除去，因为若要除去它，它就会再一次流血。20年了，我把这个伤疤深深地掩藏起来，尽量不去触动它。我回避阅读或观看任何与6·4有关的文章、照片、电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不是试图遗忘，而是试图掩藏。

可是方政来了。

采访还是不采访，这成了一个问题。

见到方政是5月30日那天，在华盛顿纪念碑旁的树荫里。和他握手的一刹那，我知道，我决定了。

接下来就是排时间的问题了。方政的日程很紧，事情很多。所以那次他来华盛顿几天，我们再没有了联系。感谢周锋锁先生告诉我，方政这个星期又来到了华盛顿。我犹豫再三，终于给方政打了电话。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打电话的时候，刚好方政是在两次活动之间的空档，有3个小时的时间；又刚好方政客居的友人家离我家不远，于是我抓起录音机就赶到了那里。

已经与方政见过两次面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朴实、憨厚、平和。由于录音机电源线的限制，我和方政在地下室里的一个过道上靠墙席地而坐，面对面开始了我们的访谈。我没有采访提纲、没有预设的问题，我只想听方政告诉我，他过去那20年里的经历。

历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进是分两天进行的。采访前，我以为我会痛心，我以为我会怜悯，我还以为我会愤怒。可是我没有。因为方政没有。方政平静地回忆着他的遭遇，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讲述着他周围人们的故事——他的女友、他的妻子女儿、他的医生护士、他的老师、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家人。自始至终，方政的眼里没有泪，方政的声音里没有怒，方政的脸上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难以想象，如果换成我，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承受了如此多的不公之后，我是否还能像方政那样坦然而从容地讲述自己过去20年里的那些无奈、伤痛、失望和困窘。交谈中，我恍惚记起2001年自己在曼哈顿下城遭遇9·11恐怖袭击时的心境。那天，当我终于从浓烟灰尘中冲出来、走上布鲁克林大桥、看到远处蓝天下高举着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时，我知道，我又有了生的希望。此刻，我忽然觉得能够理解方政了。当方政终于冲破专制的铁幕、踏上大洋彼岸这块自由的土地时，他的心也一定在飞翔！这就难怪，在谈到今后的计划和憧憬时，方政是那样地快乐，那样地充满期冀。

和方政面对面坐着，听他缓缓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我竟为自己健全的双腿产生了愧怍！不，也许不是为了腿，而是为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回避、为自己的掩藏。感谢你，方政，向我和我的读者们敞开心扉；感谢你，方政，让我的心灵又得到了一次涤荡。

在我访谈的过程中，方政常常会用到一个词：“细节”，可见方政是一个非常细心、十分注重细节的人。那么就让我也用一个小小的细节来为这个采访笔记收尾吧。

那天，我匆匆赶去方政的友人家。初次到访，不知道该拿点什么东西，我就随手从冰箱里抓出一把香椿芽带上。到了友人家，把香椿交到热情的女主人手中，她喜笑颜开。原来，方政最喜欢吃烙饼、摊鸡蛋，女主人正在忙活着为他做中饭。方政告诉女主人，要把香椿芽细细地切碎，搅在鸡蛋里，下锅炒熟，那就是上好的摊鸡蛋了。

那餐中饭我吃得尽兴，为了那上好的烙饼摊鸡蛋，更为了我有幸结识方政这样一位真正的汉子。

下次方政再来这边，我一定要请方政到我家里来吃烙饼摊鸡蛋！

2009年6月14日凌晨

方政的20年

时间：2009年6月11、12日
地点：美国马里兰州方政友人家中
采访人：吴放（下称CND）

方政的20年（1）——追忆当年事
方政的20年（2）——二十年的漂泊
方政的20年（3）——携手人生路
方政的20年（4）——新大陆上再冲刺

阳光方政

第一部分：追忆当年

CND: 方政，请你先说说在89年之前你的身份是什么。

方政：89年之前我是4年级的大学生。我在北京体育学院。那时候叫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体育大学了。我在体育基础理论系，现在这个系就改叫体育生物科学学院。那一年我们这个系招了两个专业，一个叫做运动生物力学，一个叫做运动生理学。我们运动生理专业15个人，两个专业共34个人。在我们之上，82、83、84级都没有招生。所以我们入学的时候只有81级的运动医学系的学生和我们共上了一年，他们毕业以后的去向主要是运动队，象康复、损伤、疲劳检测等。我们两个专业统称为一个班，一个大班。

CND：那时候你的短跑的成绩怎么样？

方政：我进这个专业之前在高中就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我是练田径的，我练短跑。在高中这个运动水平中我算是成绩非常好的。在我们合肥市中学生运动会还有我的纪录，4x100米的纪录我是4个人之一；男子5项全能，当时是我们合肥市的第一名，纪录也是我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属于专业运动员，就是在中学里面练习，还挺好。考大学，当时我们这个专业还属于理工科，属于理工科重点招生。因为爱好体育，我也参加了体育的加试。体育加试考得很好。当时我们安徽分成两个考区，我在我们这个考区素质和专项都算是名列前茅吧。我的文化课成绩也达到了理工类的重点线。

当时为什么上体院呢？一个是我自己爱好体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年代。80年代， 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种体育精神，在我们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体育爱好者当中，那种影响和感召很强烈。加上女排的精神，所以就觉得体育是为国增光很强的一种途径。后来听说北京体育学院有这么一个专业，从事体育科研，是为了中国体育科学化腾飞的一种手段。当时我们的老师就说，你就上这个。本来我准备上其他学校，比如说南京大学、北航、还有军事院校，这也都可以上。可是我们老师说，你就上这个，这个好。当时安徽省就招一个人。就这么着上了这个运动生物力学。

CND：89年那个时候你都四年级了，马上都要毕业了，那时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方政：其实到5、6月份的时候我们毕业以后的去向基本上就都已经定了。我当时定的就是到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做理论课的教师，因为他们的体育系也要教运动力学这种体育理论方面的课。我们班有些同学进了各体委的科研所做体育科研，也有一部分分到大学做体育理论方面的教师。我记得当时华南师大人事处的一个领导，女的，3、40岁的中年人，到我们体院来。我那个时候是学生干部，也是学生党员，她来我们学校我就陪她，跟她聊天。她说，你就到我们这来吧。当时我们外地的学生到北京上大学都想留在北京，她就说，留什么北京啊。那时候是80年代末期，她说我们广州比北京好，你不知道。她就给我讲了许多改革开放的事情，说89年那时广州比北京好得多，华南师大也是很好的大学，以后很有前途。她说你就到这来吧。我说好吧，我就同意了。所以那时候毕业分配已经确定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或差错就会分到那。

CND：我看你现在身体也很壮实，到底是搞体育的。那时候身材有多高？

方政：还是有点基础吧。原来大概是脱了鞋在1米79到1米80之间，穿上鞋就1米82了。在体院我不算高，就算普通人，因为我们不是搞专业的。

CND：这就到了89年那个时候了。

方政：对，特殊时期了。

CND：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

方政：这就说来话长了。你知道，北京体育学院在北京是一个小学校，而且我们体院的专业特点呢就注定她会比其他大学的人文风气要差得多。但是我们理论系跟其他的系比起来，自我感觉吧，好像跟那些理工科的大学，或者跟清华、北大，又更为贴近。因为我们理论系的很多课都要到清华去上，也有一些课在北大上，我们做实验要到清华去。因为我们体育学院没有很多这方面的师资，我们有很多老师是从清华请的，我们很多课到清华去上，所以这方面的交流就多。所以我的自我感觉是我们的视野、或者说我们关注社会的思考，在体院里我们理论系似乎比他们要广一点。我记得我们最先了解到这些事情的发展就是到清华、到北大去，看到很多的大字报。

CND：大概几月份？

方政：那就是4月份，胡耀邦逝世。这都知道。但是刚开始体院的这种反应——学生的反应——相对来说都还是很滞后的，不是很强烈。只有个别的学生有过一些反应。我们呢就是愿意走出去，还不是在体院里面。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就是骑个自行车，一会到北大看看，一会又到北师大找个同学，一会又到清华去看。

CND：你参加过广场绝食、坚守啊等等的活动吗？

方政：绝食我没有参加。但是从4月份以后，更确切地讲是从4·26社论以后，那种游行我们参加过好几次。然后到广场去，经常要去看，去了解嘛。当时作为我来说，我自己感觉，我那时候还算是个旁观者。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事，了解这个事，获取更多的信息。当然呢，在获取信息的同时觉得，很多的提法、想法跟我们自己的理想或者思想也比较贴近，就更愿意参与到其中。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个序列里面来的。

CND：但是最后广场撤退的时候你是在队伍里面的，是吧？

方政：对。其实从戒严令颁发那天，我也在广场。5·19，然后5·20，这几天我都在广场。当然断断续续也回学校。那时候我们是4年级，也没什么事，就是等毕业，时间很宽裕。我又不想考研究生，分配跟学校也谈好了。所以就觉得没事了，挺踏实的。自己又好动，属于那种不安分的，就特想去多了解。总觉得在宿舍就是待不住的，没事就想去广场。绝食我没有参加，但是我们系有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绝食了。那时候我倒经常到广场去看他们，属于慰问，去关心他们。有两种原因。一个呢，我自己是我们系的学生会干部，又是党员。我觉得从这种角度，一个是高年级的学生，又是学生会干部，又是党员，我到广场去主要是去关心他们。

CND：从什么时候不是党员了？

方政：那是6·4以后了。

CND：是退的还是被开除的？

方政：都不是。就算是自动退党。因为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再就是因为审查的时候我觉得不愿接受嘛。这就是受伤以后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广场就是断断续续地去，当然在那也参与很多事。

CND：实际上你是突然间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6·4屠杀受害者的代表或是一种符号了。当然你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旁观者，你还是有所参与的。但是恐怕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推到最前面去。对吧？

方政：对，会卷入这种状态。这也算是一种偶然遭遇。但说是偶然遭遇，其中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他有这个镇压，因为我们当时在广场。

CND：你讲一下这个“偶然遭遇”的过程。

方政：6月的1号、2号我还没去广场。3号那天，我一大早跟同学又去广场了。去了以后就不愿意回来了。当时有同学说，回去吧。可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从3号下午就觉得广场周边有不太正常的情况。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留下来，我要在广场，我要看看结果，我要在这里做这种亲身的经历、经验。所以最后一直到半夜，在纪念碑周围静坐的那几千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后一拨从广场撤出的这部分学生。一直到我受伤。

CND：你受伤是在六部口，对吧？

方政：六部口，是。我当时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的角色，在广场纪念碑那。在那，当时也是一种巧合，遇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低年级的女生，不是我们系的。我认得她，但不是很熟。之所以认识是因为以前这个女生的男朋友是我们系的，85级，跟我一个年级。北京不是有一个地方叫十渡吗？大家不是都到那去玩吗？有一年，好像是88年5·1，我记得是。在十渡那荒郊野外遇到几个体院同学。一看都是体院的，大家觉得分外亲切。其中就有这个女孩。当时是她跟她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85级的。所以是偶遇。后来在广场她就找到我。那时候大约是半夜以后，1点钟左右，其实整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因为大家在广场已经知道外围开枪，火光我们也能看到。开枪、有伤亡，而且部队在逐渐地包围，广场上气氛就很紧张。她作为低年级女孩，可能有恐惧。她找到我。我当时心理比她成熟一点，镇静一点。我还安慰她，你放心，没问题。首先你跟我在一起，我觉得我会保证你安全。再一个，我说我们就这样和平地、不跟政府有任何对抗，就在广场这样，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其实说老实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知道外围有伤亡，也有人拿着血衣，有人受着伤，跑到广场来跟我们说。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真正的镇压的场景。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心理，我一直坚信，我们作为和平的学生、和平请愿的这些学生，不会有危险。就到那个时候我还劝周围的人，没问题，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坐着，就在天安门纪念碑这。他什么时候来清场，把我们包围了，把我们弄走，就弄走了。我想，我们不会有危险的。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就在我受伤的几个小时之前，我都一直认为没问题，会安全的。没有人想得到。6月3号晚上大概是10点多钟，我们第一个得到消息就是有个同学跑进来说，开枪了！是橡皮子弹！你看我身上给打了一个青斑。但是没过多久就又有人跑过来说是真枪、真枪！那时候在广场，这种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但是我一直在广场，没有离开广场到周围的路上去看。我就觉得，我们广场，我们学生的阵地就是广场纪念碑。要坚守阵地，是一种象征吧。所以我在广场时没有意识到有多大的危险。

CND：你受伤的地方，六部口，好像离西单没有多远了吧？

方政：我们当时撤退的路线我不是特别地清楚。大约在4、5点钟那会，在天安门纪念碑的东南角那留了一个豁口，往前门那个方向。我记得是围着坦克。为什么又走到六部口呢？是当时撤退的路线。我是走在学生队伍偏后的地方，前面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路线。也许是侯德健、刘晓波他们跟戒严部队谈好的一个方式。当时我们坐在纪念碑底下，知道他们有这种动作。后来还告诉我们，跟部队谈好了，现在戒严部队同意在东南角留个出口。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是两个坦克形成的一个通道，我们就从两个坦克中间走过去。那时候部队的突击队都已经来过了，已经占领了广场，把指挥部啊、喇叭啊全都给打掉了。部队也从周围都挤压过来了。是这么走的。

从东南角走出去就是前门大街。然后我们从前门大街往西走，因为可能学校大多在西边。我们游行是从西往东，那么回去就肯定是从东往西了。从前门西大街拐了以后走上一条南北向的路，这条路是不是叫新华北街，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连接前门西大街跟西长安街的。所以就是从这条路上再拐向西，就等于是走了一个Z字形。刚拐向西长安街，就在这个口这里，北京音乐厅在这。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抢救我的人把我送到医院，人家我说那就叫六部口，北京音乐厅在那。

我们的学生队伍前面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许前面的队伍都走到西单了。当然我后面还有一些队伍。但是当时，你要知道，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心情悲愤、也有沉痛、也有疲惫，所以大家走得就比较慢，队伍也不是很整齐，不像游行时那样。很松散。一部分走在自行车道，一部分走在人行道上。在马路的南侧，因为拐过来就是在南侧，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转过来以后就是面朝西，往西走。我感觉我们当时转过来没走多久，我刚面朝西没走多久，身后就传来了爆炸物的声音。

CND ：身后……那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

方政：对，绝对是身后。我记得很清楚，是东面。传来那种爆炸声。坦克也是从东面来的。但是最先出来不是坦克，是那种爆炸物，“咚咚咚”的，是毒气弹。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响，爆炸。然后正好在我们的身边就炸了一颗。一炸就是一团浓烟笼罩。我们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跟那个女孩从广场就一直在一起走。我们当时走在自行车道上，属于马路了。

CND：所以那个坦克它是逆行的？你们在马路南面，它从背后来，就是逆行啦。

方政：当然从交通规则来说它是逆行了。那我也是逆行。走在马路北侧就不是逆行，靠右行走嘛。南侧就是逆行。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整个长安街是很空旷的，根本没有车辆，人也很少。当然路边有一些市民在跟我们讲，哪个车被烧了、哪个地方有人被打伤了，有人在跟我们哭诉。而且我记得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刚出来的时候还碰到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迎面从我们的身边小跑过去，学生还冲着他们喊口号，但是并没有发生冲突，这一队士兵也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当然路边是一片狼藉啦，可是我当时走到那感觉是很和平，很平静。没有什么人，也没有很混乱，就是学生队伍走在那。

走到那大概有6点钟了，天也有点亮了。一颗毒气弹在我们身边爆炸，当时我一蒙，和我一起的那个女同学更是蒙了。她就晕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咱俩赶快一块往路边转移吧，往人行道走。但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之间有一道栏杆，挺高的呢，得一米多，铁栏杆。那不就挡住了吗？这样一来，当时我们转移我本来是面朝西的，现在我就变成面朝南了。我抱着她就往路边转移。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面朝南，眼睛的余光就看到坦克从东向西过来。很快的，一下就到了跟前。等我发现它的时候，因为有浓烟嘛，等我发现时坦克已经在头顶了那种感觉，很近的，而且速度比较快。当时没有多想，就把她往那铁栏杆那推。因为人行道过不去，就尽量把她往铁栏杆近处靠一点。上了马路牙子，离着路不就远一点吗？我自己人还站在自行车道上。把她推靠栏杆以后，我自己感觉就是那个坦克炮筒子已经压在我头上，迫在眉睫的那种感觉。我就倒在地下。也没法逃了，因为侧着身子，往前是那个女生，你又不能往后逃，你横着身子这样的角度，侧着身没法跑啊。要转身又来不及了。当时我就势就倒在地上。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动作，好像就是一种本能，首先把她往那边一推一靠，然后自己就倒在地上。有点像卧倒似的吧。也可能是被这个炮筒子压迫的。这种惊吓，加上毒气的作用，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有点慌乱。反正我觉得是个很短暂的瞬间。现在说得慢，但当时也许就是几秒钟的时间，两三秒的时间，很快，连贯性的。

然后就感觉到自己一种被挤压的感觉。那时候头脑还清醒着，我就意识到，坏了，压着了！但不知道压到哪。紧跟着就觉得自己被拖行，在马路上，这个还有意识的。在路上拖行，估计是裤子或者哪里被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拖行。咚咚咚的一种颠簸的感觉。那时候头脑还是清醒的。拖行以后自己“咚”掉到地下，这也清醒，也还是知道的。那时候还没有想到疼不疼，然后自己本能一样的就滚到路边，靠到那个铁栏杆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在铁栏杆边上。所以后来有一个照片就是真实的记录，和我当时失去记忆前的那种感觉特别能吻合。所以我特别感激这个照相者，也想找到当时在给我抢救、扎血管止血的这个人。我想如果要是这些人能够出来跟我共同回忆那个情节，他们作为旁观者也许会看得更清楚。我自己其实就是在一种慌乱中，对这个遭遇记得并不是很清晰的。当然我靠在栏杆上是有一点感觉的。我最后的意识就是靠在栏杆上，自己能看到自己腿前面露出的白色骨头（CND注：指着右腿），这个是我意识消失前最后的一个记忆片段。

方政受伤现场的照片

后来我到积水潭医院醒来后，医生问，你醒啦？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我跟医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脚是不是没了？”因为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就没有脚了，就是前面有个骨头。所以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医生也很惊讶，说确实是，你来的时候脚就没了。我们尽力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宽慰我。

CND：你恢复意识是在多长时间以后？

方政：6月5号的上午，大概9、10点钟？超过24小时了。我几点钟到积水潭医院就不清楚了。后来都是医生补述给我的。我最后的记忆就是靠在铁栏杆上。后来我听积水潭的医生说当时有人抢救。说这个人抢救施行得挺得当，止住血了。不然流血过多就死亡了。然后先给我送到离六部口比较近的二隆路医院。可是二隆路医院在长安街周边，伤员特多，而且我这又比较严重，正好那有个救护车，就把我和另外两个重伤的拉到了积水潭医院。另外两个人后来死了，就剩了我后来抢救活了。

当时积水潭医院那时候也是人很多。我记得我醒的时候是躺在他们医院会议室的地上，都睡在地板上。是他们临时的抢救措施，都在地板上。所以我周围站的人显得特高，觉得一睁眼就是 “哇！”的这种感觉（CND注：向上方看着），特别虚幻的一种感觉，就觉得特高。旁边有一个护士值班台靠我很近，记得我好像是在前排。医生说这是我们的会议室。当然中间的抢救过程，包括医生说医院的血都用完了，本来我这个手术需要2000毫升，后来凑合用了600，然后过一阵有人献血，我手术完了有危险又补输。这些当然我都不知道了，是在我昏迷状态下发生的。

CND：你受伤以后又见过那个女同学吗?

方政：当然见过了。在医院她还来过呢。我在医院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几号了，她到医院来过。我还问过她，说你怎么样？她说当时毒气中她晕了，昏了。这肯定是事实。然后老百姓把她救到家里去了。然后她从市民家里回的学校。后来她知道我受伤了还到积水潭医院来看过我。

CND：大家都知道你救的那个女孩子后来不承认你救了她。她是不记得呢，还是……

方政：这个细节是这样的。

第二部分：二十年的漂泊

方政纪念6.4受难者

方政：这个细节是这样的。我回到学校就没见过她了。她先回学校的。我是6月底回学校的。回去以后就开始清查——清理、清查，双清嘛。学校就开始问了，怎么受伤啦？为什么会被坦克压？问这些细节。我就原原本本地把这个过程讲了。校方就质疑啊，为什么坦克会压你，是不是有什么暴力行为？我说没有啊。校方说那你要证据，要证明你是没有暴力行为，否则就是暴徒。当时不是有一个界定吗？是暴徒还是误伤。我说证人我找不着，只有旁边这一个女孩。其他的人我也不认识，因为体院那天晚上在广场的人很少，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其他学校我就不认识了，虽然当时周围很多人。但是我说我只有跟她。我说你问她，最起码她能知道，毒气来之前咱们一块好好的从广场怎么和平地撤，跟我走在一块手拉手——因为她很害怕。然后后来到毒气来了，她躺在路上，别人救走。我说她自己的经历就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况了，对吧？后来校方告诉我说，她（停顿）……她否认这个事实。她说她不知道。

CND：否认哪个事实？

方政：否认跟我在一起的事实。当时我也很惊讶……说这不会呀，怎么会这样呢？校方就说她不能给你证明什么。那就不能界定我是误伤。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绝对是误伤。当然现在看来也未必是误伤了，对吧？他可能就是蓄意的伤害。但是当时就是要界定误伤和暴徒。要定为误伤是因为我们要表明我们没有所谓暴乱的倾向，没有暴力行为。我们是无辜的。完全无辜的，对吧？我当时就不懂为什么不能证明我是误伤呢？校方就是要证人。后来北京钢铁学院的两个老师，他们也知道，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六部口。后来知道的，在这个路段，青年政治学院的伤亡比较多，北京钢铁学院的伤亡也比较多。就是那几个学校走在这一个路段。所以那两个老师说，我们就走在人行道上，毒气也把我熏晕了。当时看着坦克从学生队伍中间冲压过去，压倒人。他们都是目击者。他们说我们来给你作证。他们就到我们学校去找校党委去作证。但是学校党委后来也没采纳这个证言，也没效。反正最后校方也就不了了之，他也不能界定我是暴徒，他更不愿意界定我是误伤。

后来还有个小细节。学校的领导有人劝我，问我是不是坦克压的。我说是啊。他说那你是不是看清楚了？我说当然看清楚了。就是坦克啊，没问题的。我每天不是都要写这个经过吗？他不要我写是坦克压的。其实平时在学校都是关系很好的老师、领导，比如我们系的支部书记啊，还有学校的领导，我作为学生干部跟他们打交道也很多，都是一些我平时很敬重的老师。但是也许他们内心里也接受不了这是坦克，尽管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或者是一个爱国的人，但是他们内心也不愿意接受这是坦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坦克”这个字眼有点刺激。他说你写成“军车”、写成“装甲车”都行，别写坦克压的。我说那不行，我得尊重事实。如果我自己经历的我都胡写，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我说坦克就是坦克。但是至于坦克为什么要压我，那时候我也没办法知道。我只能把我所经历的原本地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去界定那是你们的事。所以我还是坚持这一点。当时我作为党员要接受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重要。我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真实性。而且这种真实性我在积水潭医院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在积水潭医院的时候，当时我还躺在床上。中间有两个传闻。不记得是哪一天，突然很紧张，医生就推着我到处藏。那时候我已经醒来，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部队要到医院来抓人，要军管医院，要来搜查学生。那护士真的很好。她把我推到电梯井的地下室，藏在那。后来又说是谣言，不是军队来。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要到医院里来，对每一个人做调查，要做笔录，要问询。好，大家松一口气，说，好，不是要抓我们。医生就把我推到一个办公室，我还在吊着点滴呢，躺在床上。他们说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我们要做调查。那我也是原原本本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们。记得后来还要按手印。所以那时候官方——所谓的官方就是公安系统——已经做过调查了。当然到学校就是另外的一种调查，重新来审查。也许其他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CND：你说你是6月底回学校的？

方政：我是6月24号离开积水潭医院的。住了20天，那时候基本好了，但是这个腿（指着右腿）还不行。

CND：这个腿的膝盖还在。

方政：留了一点。记得我那时在积水潭遇到了一个老专家，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这个腿（指着左腿）当时从膝盖以上就压掉了。老大夫说，小伙子你不知道，你很幸运遇到我了。我记得那个老专家好像是姓杨。他说今天我在这，我想尽了办法把你这个膝关节保留下来了。这是极限位置，给你保留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有这个膝关节，你要是做假肢什么的，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他原原本本的话。他说我们真的尽力了。这个腿（左腿）没办法给你保留了。这个右腿按道理我们也基本保留不住了，因为它太短了。而且髌韧带他都给我重新加固了，你看这有个印，钉的东西嘛。我们学过生理的都知道，膝关节的屈伸是要靠这个髌韧带的。这是个大韧带，是带动膝关节屈伸的。他说你这个髌韧带已经没有附着点了，他做了比较复杂的手术，给我加固了。所以留了这个。你看我这个膝关节下大概有个4、5公分，是吧？他说就是你留这一点点，以后做假肢就比左腿就要好多了。

当时我躺在床上晕晕乎乎的，还没想到装假肢的事，那还是很遥远的事。那时候还是危险期呢。但是我就记住他这句话了。一个胖胖的、头发都白了的老专家，好像是姓杨。我希望以后能够去感谢他。这是印象比较深的在积水潭医院的细节吧。现在证明了他的话。我今天到装假肢的地方去问，他们就说，哎呀，你有膝关节，很好。确实也起了很大帮助。

CND：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

方政：我是6月24号从积水潭医院回学校的。当时这个伤口还没有完全好。我们学校有校医院。就住在校医院继续治疗，又拖了有好几个月。然后一直就住在学校医院，大概住了有大半年。校医院也是个经营单位嘛，觉得我好了，住在那也不方便，病人也多，互相也有干扰。后来就在我们学校操场后面，体育场有一个体育器材室，废弃的。他们就腾出来一间让我住。平时也没人，只有上课的时候有人来拿一点体育器材。给了我这个小房间。我就住在那，一直住到92年的3月。等于我在北京体育学院一直待到92年3月才离开。

CND：这期间主要是治疗吗？

方政：其实都好了。治疗大概是又过了一两个月就好了。然后就是身体康复。

CND：你当全国冠军是在体育学院的时候吗？

方政：是这样。在身体康复过程中，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老师，很好。而且他们就学运动生理啊、运动康复保健啊，他就说你疗伤还要进一步的锻炼身体，会对你的康复有好处。所以我就做一些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是91年初，认识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姐。北京马家堡那有一个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她是那的工作人员。她也很关心我。大姐的丈夫也是个残疾人，不仅是个残疾人，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残疾运动员。这位大姐知道我的情况了。她做的工作和我们运动力学是很接近的，也是搞人体康复的。她说，你也可以搞残疾人体育。尽管我在上体育大学，但我们是正常人，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残疾人体育这个领域。后来我见到她，她就跟我讲了很多。讲了她的丈夫，失去了一条腿，后来游泳、搞残疾人训练，都很好。我说，哎，那我也可以从事啊！

选个什么项目呢？游泳我也会，但是游泳会很麻烦，要到体育馆去，没人帮我，不好。后来我说，我一个人练，因为我坐在轮椅上。她说，就练练田径项目吧，坐在轮椅上练练投掷——铁饼、标枪。虽然我以前不是练这个的，但是比普通残疾人我还是显得有点优势的，学得也快。然后大姐告诉我说北京市要组建一个残疾人运动队，要参加92年在广州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北京市残联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我说，挺好挺好！北京市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然后这样我在学校凑合着练练，92年的3月就代表北京，参加代表团了。我记得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还是我们代表团团长呢。去了广州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我参加的这两个项目我都是第一名。所以这全国冠军就是这么来的。（笑）

当然在这运动会之前，学校基本上就不愿意我在学校待了。而且我自己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也没工作，也没收入。那时我妹妹在照顾我。她在北京一个公司里打工，中关村那时刚有电脑公司。她打字快，给人家当电脑录入员，有点收入。我呢，因为离开学校之前毕业证还没有给我，就还按照学生的待遇，一个月给我36块钱的伙食费，是饭菜票。凑合，也算是一个补助。平时我要是没什么事呢，要不就是给出版社校对稿子啊，要不就是有些老师做实验什么的，我就帮点忙。老师们照顾我，给我一点费用。就这样待到92年，学校说不能待了。我当时考虑年龄也不小了。下一步谋生该怎么办呢？

CN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那边肯定是不行了？

方政：不行了。当时我受伤之后还听说，华南师大给我们学校来过3次电报，催我怎么不去报到。校方就把他回了，说该同学因为意外不能前往报到了，就改派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去。华南师大就没有要他。后来等了两年之后，87级有一个同学，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毕业以后分到华南师大去了。

CND：这20年里，除了在学校这段时间以外，你谋生靠的是什么？

方政：3月份在广州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拿了冠军以后，我就没有直接回北京。我从广州到了海口。因为这之前在海南有一个同乡大姐，她很照顾我。她的先生原来是北大经济学的讲师，后来下海了，在海南开发房地产。大姐说你到我们海南来，这里的经济形势好，谋生容易一些，机会多一点，另外政治上也不像北京那样管得很死，挺左、挺压抑的。而且回合肥我也没地方待。家里那时候住在4楼，上下楼也没办法啊。也没地方待，也没工作，回去干嘛呢？所以我记得是92年3月24号，我就从广州到了海口。在大姐先生的公司里，他们开发了一片房地产，别墅。我就过去帮着做房地产的销售和物业管理。那个时候我以前的女朋友也跟我一道去了。

CND：就是你现在的太太吗？

方政：不是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受伤的时候，以前是有另外一个女朋友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她从我受伤后就到了北京，然后跟我一块就到了海口。当然到94年底、95年初我们就分手了。她有另外的追求、想法。但是她这几年，可以说她把她这几年的青春年华都给了我。她也比我小一点，跟我在一起，在海南。当然，在海南，怎么说呢，大概这种生活状况让她不能忍受、不能接受，因为我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我记得那时她想出国，官方就连她的护照都不给她。她特别失望。记得是95年，她回老家了，因为申请护照她必须回老家。她也是安徽人，合肥的。她回去后来电话说公安明确地告诉她了，连她都不能申请护照，我就更没希望了。她心里的这种怨恨，或者不满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她就选择另外的生活方式了。我记得是95年初，她离开了我。

CND：讲一讲你和你太太的故事吧。听说你太太跟你是同学，原来就认识的。

方政：那不是的。原来的女朋友倒是认识的，但也不是同学。她姐姐跟我是同学，一个年级，但不是一个班。跟我的太太是在海口认识的。是95年以后这个女朋友离开我以后，我就一个人在海口。我太太比我小将近10岁啊，你想她怎么能认识我呢？

CND：那是什么机会让你们相识、又擦出火花来的呢？

方政：有的时候真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是在99年认识朱进的。其实99年，我那个时候在海南已经很艰苦了。海南整体的经济情况很糟糕。当时很多一块去海口的人，包括现在有好几个到美国的，包括周锋锁、张前进（音），很多与6.4有关的人，出狱以后92、93年都到海南去过。当然后来陆陆续续他们都走了。说老实话，我一个人在那里是很艰苦的。99年的年初，北京几个朋友就说，你还是到北京来吧。大家都离开了，你也离开吧，别在海南这样待着了，也没根没基的，一个人。那时我妹妹在北京已经成家了。妹妹妹夫也说我们这个家也算你的家，你到这来吧。那时候大家都说北京的发展机会比较大。所以99年的3月初，我就把海南这边的事都处理干净，房子也退了。我就悄悄地离开海口，准备去北京。

当时我没有身份证，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大学时候办的，过了10年期了。海南公安有一次就给剪了，不能用了。没有身份证我就坐不了飞机。我也不想坐飞机，就想悄悄地离开。结果我从海口坐船，到湛江，从湛江到武昌，然后在武昌准备买88次去北京。到了武昌火车站买了票，我记得88次好像是1点多钟还是两点钟的火车。那时候是12点来钟，中间还有1、2个小时。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在海南做生意的女士。她是回老家河南安阳，也坐88次。我们一起从海口到武昌，一起买的火车票。就在武昌火车站广场，我们准备吃个饭，一会就去北京了，结果我们在广场突然被武汉公安抓住了。我当时在那里是想找公用电话跟武昌的一个同学联系一下，正准备往那去，“哗”的一下一个面包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了几个公安，说你是不是叫方政？我说是。他们就把我的轮椅一架，就把我人“轰”地一下弄到面包车上，就把我带走了。跟我一起那位女士也给带走了。她被吓坏了。后来我就跟她说，没事，他们是冲我来的。

后来就把我拉到很远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是一片别墅区，那里边好像是他们公安的一个联络站、工作点之类的秘密点。他们问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离开海南了？去哪啊？我说去北京，就给他看车票。那些人说，不能去北京。我说，怎么不能去北京呢？他说那不行。海南公安过几天会把你接走。我说，那武汉离我们合肥也不远，我从这里回家行不行啊？也不行。他就把我的行李啊、通讯录啊都搜查了。问我去北京干嘛，找谁。我说不着谁，我去北京因为我妹妹家在那。另外人家给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可能是一个书店里的工作，谋生嘛。他们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把我在武汉扣留了。那个同行的女士被放走了。我就自己在这待了几天，然后海南公安来人了，就是那些政保科的，我都认识，李科长、马警官。他们说，啊，你离开海口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说没多大的事啊，去北京也没什么，为什么要跟你说啊？他说不行，跟我们回去。就买了飞机票又把我拉回了海口。

这样一折腾呢我就生病了。因为我在海南这么多年没有御寒的衣服，也没出过海南岛。武汉3月份很冷的，我就感冒、生病、咳嗽，一两个月一直没好。拉回去以后我也没地方待，就住到我在海南认识的一个朋友那里。他是一个画家，有一个别墅，是租别人的，但是房间蛮多。我就到那里去落脚。我太太她们几个女孩也在那租的房子，她们要在海南找工作打工，就在那认识我的。临离开海口之前我到这个朋友那里去过，见过一面。然后我就离开了，也没有很深的印象，只记得有几个女孩住在我这个画家朋友的别墅那。按照我太太后来的说法，就是那几天你怎么不在了，过几天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回来住在这个朋友家以后，交往就多了。

CND ：她知道你的事吗？

方政：她一开始时不知道。就觉得这里有一个残疾人，坐个轮椅。有时候聊聊天，觉得还挺特殊的。但开始只是泛泛之交。

第三部分：携手人生路

追忆往事的方政

CND：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描述一下你心里的你的太太吧。

方政：就讲真人吧，就现在这样。她叫朱进，以前也练过体育。她比我小将近10岁，是76年的，那时候22岁。我记得是98年底，她大专毕业，也要找工作，因为不包分配了。她在海口这边有朋友先来了，说你到海南来找工作吧。她就来了。但这里也不是她想像的那样，可能工作也很难找，她也没有很强的专业能力，也没什么钱。所以几个女孩一起租了我画家朋友别墅里的一个房间。就是这样认识的。

CND：太太的个性是什么样？

方政：她比较有爱心。她以前当过运动员，所以她的个性属于比较大方、比较豪爽，身体也结实。当时有个细节就是住别墅不方便，一楼都是客厅，吃饭用的，睡觉都在2楼、3楼。我有的时候上不去，她就说，我来背你！因为经常是我那个朋友背我。他有的时候忙、不在家，我有的时候在楼下就上不去。她就说，我来背，我来背！我说哎哟，你还可以啊！她说，你不知道，我以前练过体育，背你没问题。所以她比较有爱心，对我帮助也比较大。

后来因为我不能走啦，又得在海南待下去啦。那时候我身体不好，老咳嗽生病，她就对我比较关照。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真的不错，有一种感觉了。后来因为住别墅不是很方便，我就另外租了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她们那两三个女孩说，干脆我们跟你一块合租得了。我说那更好啊，分担我一点房租，然后回家还有个照应。就这样我们就更进一步了。什么时候开始跟她一对一的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慢慢就觉得我跟她更有共同语言，更异样一点了。

CND：一般的人都会想，要是嫁一个残疾人的话，生活不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太太从来没有因为这些有过犹豫、有过抱怨、有过遗憾吗？

方政：可能在海南那个时候，虽然我是残疾人，大家却都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也就是说，大家的境况都不是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削减了这种所谓的残疾不残疾。而且我的生活状态，给她的感觉倒不是太觉得残疾人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反正我就是有什么事我也干，家里做饭炒菜，她要是不方便时我来弄。出去买菜，我推个轮椅出去可能比她还快。我说海南的太阳太晒，女孩子又怕晒，出门又麻烦，我就推轮椅跑出去买。就这样。

另外她可能觉得我比她懂得多。虽然她是念体育的，可我是学体育的，比她还高一层吧，对不对？（笑）所以她也许还有一点崇拜的感觉。她挺有爱心的，也比较单纯。她不像有一些女孩子可能会有世俗的一些想法，会过多考虑一些物质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在海南也是睡地铺的，很简单的。

CND：但是你不光是残疾人，有身体残疾的问题。你还有很多政治包袱要背着。你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

方政：我是一点一点告诉她的。说老实话，她那个年龄，对6.4也很淡。

CND：她那时还不到10岁吧？

方政：13岁了。她就说什么，解放军好多人被你们杀死了。她还有这种想法，因为当时有很多宣传就是这样。我就跟她讲了很多，她慢慢才知道一点。但是，首先她肯定是认为我还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好人。她肯定是先从心里接受我这个人，然后再附加的这些——不管是残疾也好，政治包袱也好——她才会考虑。但是也许那些对她来说，她都认为不是很重要的。先认可了一个人之后，那个人身上附带的这些所谓的背景，她就考虑得不是太多了。

CND：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方政：我们正式结婚是2000年9月。中间有个插曲。99年3月我不是被抓回来了吗？到99年底，有一次她妈妈叫她回家。我去送她。她也是坐船走，坐飞机比较贵嘛。我送她到海口的港口，坐轮渡过海。轮渡的人看我这个样子，就说，你送她，没事，你可以上我这个轮渡，送她过海。然后我们的船回来再把你捎回来，不要你买票。我说好啊，坐船玩一圈吧。快船一个小时就过了琼州海峡。在船上我就说，唉，在海南这么多年我都没回过家，就讲起来3月份被抓回来的经过。她就说，哎，这次，走，跟我一块回去啊？咱就过海，咱就不回去。看看，抓回来再说，不抓回来，没准可以呢。我说，也行，反正我也无牵无挂的，家里什么也没有。和我一起送她的一个女孩也劝我，说我们一块还可以照顾你，免得你一个人想回去时更麻烦。

CND：她的家在哪？

方政：她家是江苏徐州。她说我们徐州离合肥也不是很远。我说，那好，咱们再走一次，也许就没人管我了。就这样，因为送她，突发奇想，就坐这个船过了海，然后坐汽车到广州，坐火车到徐州。先去她家。一路上很顺，就到徐州了，也没事。我想，是不是3月份的时候又是两会、又是6.4十周年，他那次抓我。现在过了敏感时期，就没事了。我也不怕他抓我，我有过经验了，顶多把我带回海口。这样就到了徐州，作为一般朋友我跟她母亲见了一面。然后紧跟着我和她就从徐州到了合肥。一到合肥，我家里觉得是挺重大一个事。我这么多年没回来，一回来还带来一个女孩，挺细心照顾我的。就觉得挺高兴。不是我以前的女朋友也分手了吗？家里也知道，我在海南就是一个人混，也不是个事，都不小了，30多了嘛。他们就说，订婚吧。朱进也没反对，说好，那就订婚。于是在合肥我们家几个亲戚朋友就一块聚了一下，就算订了婚。在家待了有10来天，我们又回海口了。一路畅通无阻。

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了。一考虑结婚，我就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我没有户口。我就要赶快想办法，给公安部写信，让我妹妹也到公安部去找。当年93年的时候我离开北京，他们给了我一个“户口迁出证明”，从大学生集体户口迁出了。按道理户口会跟着档案，有工作到哪里再落户口。可是我到了海口，咱也没有正式工作，海口就不让我落，说我不符合落户海口的条件。这样就是一张迁出纸，海口落不上，北京又不让回了。那张纸就一直拿在手里。那时候没有什么紧迫感，没户口就这样过着吧。后来一说要结婚、生孩子，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没户口不行。我赶快给公安部写了一封信，说你随便把我的户口落到哪，北京、海口、合肥以及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希望有一个合法身份。不然就没我这个人了，对吧？最后到2000年5月份，我家人说，户口落到父母身边了。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合理的办法。他们给我办了一个身份证，寄给我了。2000年8月份，我对朱进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先去了北京一趟，然后从北京跟我妹妹一块回了安徽合肥。然后，我记得是9月8号，就正式结婚了。后来发现她怀孕了，我妈不让她走，说你就在这吧，生完孩子再说。本来我们还没有说要离开海南、不回海口的。后来一在合肥待下来又觉得，那时候海口也没什么可牵挂的，也没什么东西了，就甭回去了。2001年5月5号，我女儿出生了。就这样，从2000年就彻底离开了海南，到了合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我这次离开中国，都是在安徽合肥。

CND：这期间你做什么呢？

方政：几个过程吧。1992年之前是在学校，比较简单。1992年到2000年是在海南，这个时间比较长。刚开始是做房地产销售和物业管理。紧跟着没多长时间，海南房地产泡沫崩溃了，照顾我的这位大姐的先生公司的情况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在工地旁边开个小商店，小便利店。然后后来那边整治路，工头就利用工地整修，商店就开不了了。大概是1995、96年，我又跟朋友合伙开过一个小旅游公司，干了有两、三年。后来整顿旅游市场，我们没有保证金——要交几十万的保证金的——后来遇到些波折，又结束了。为什么认识这个画家朋友呢？是因为跟朋友还搞过一个画廊，艺术交流中心，干过一段时间，所以认识了画家。中途还和朋友合伙开过一个火锅店吧，我记得。也都是不成功，反正咱也不是经商的料（笑）。但是为了谋生做过很多事。

CND：回到合肥以后呢？做什么？

方政：回到合肥，生了孩子，2001年以后我跟我太太很着急。老跟父母在一起当然是衣食无忧啦，生活、吃饭倒是没什么问题，父母都有退休金。但我俩也着急要干个事。后来我太太就说，我想开个店，就是那种化妆品啊、美容的那种店。我说，也行啊，我也可以帮你。正好有一个朋友帮忙。说来还要感谢她，我受伤以后这么多年，这个朋友，一个美国的老大姐——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我把她的名字说出来——是姓杨的一个女士。她是通过网上的民主论坛给了我们折合人民币大约3万块钱的帮助，说希望我们做个小生意谋生。这是给我们的唯一的一笔比较大的资助。

在这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丁子霖老师她们，天安门母亲，跟我联系上之后，后来的这几年大概每年给过我2000到4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支持。这是我在国内明确得到的帮助。所以我很感激。官方当然没有任何表示。既然你问到20年，我觉得说出来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在20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的关爱，也间接得到过海外朋友少许的帮助。一个姓张的女士，也是美国的。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地址，曾经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好像还给我寄过一点美元。都是很有爱心的人。在国内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让我感到挺温暖的，有人支持我。尤其象丁老师、天安门母亲。她们虽然都是死难者家属，但是也把我们这几个伤残的人员纳入了她们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比如说每年有一些公开信啊、呼吁、签名，我们都是在其中之列的。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我一定的照顾，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着。我觉得丁老师做这件事，并不是只包括我一个人，还有很多难属、很多伤残人，或多或少她都尽力支持。我想她给我的是最多的。

CND ：咱们现在转一下话题，说一说你到美国来以后有什么打算，还有现在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大家都非常关心你现在的情况和以后的计划。

方政：对，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展开了。在国内来之前呢，有一个2008年奥运会。08年这个时候，官方——我们当地的政府——也积极地做了很多工作。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也许是希望08年奥运会的时候要稳定吧，是出于担忧；也许是他知道我有出国的想法。我记得当时地方的政府说，你要是答应不出国，我们会给你什么样的安排等等。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不怀疑你们地方公安或者残联的这种真诚，但是我的问题是，第一，你这个来得太迟了，将近20年了都过去了。在这之前你们没有给过任何帮助。第二，你们这也不是最终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的感觉，这不是很稳定的。你们的承诺能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吗？会有多久？而且会不会有变化？你不能让我有放心的感觉。

我记得那时候我拿了护照想出国之前，残联系统、公安系统的人都找过我很多次。刚开始是劝我不要出国，后来我说我还是想出国看看，这么多年了，对吧？再一个呢，我想出国做一个好一点的假肢，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有更大的帮助。他们又说，那你就等2009年7月份再出国，6.4以后再出国——就讲明了。我就笑笑说，这是个特殊时期是吧？过了6.4是吧？他说，是啊，你也知道你自己的情况。我说，我不好答应你。因为出国是海外的朋友在帮忙，机票都是他们买的。时间当然要由他们来定。而且对于我来说，什么时间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说，可能上半年2、3月份就要出来。后来他们就说，你一定要坚持出国，我们不一定会强行阻拦你。但是你要考虑后果，我们也许就不会再让你回来了。这是当时公安明确跟我讲的谈话内容。

当然最后我还是顺利地拿了护照，我是在奥运会期间拿到的护照。然后就出国了。

CND：你现在是在加州那边吧？

方政：对。我这次出国主要是旧金山那周锋锁他们的“人道中国”给我的帮助。他们给我发邀请，然后第一站到那里，前期的安顿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CND：你在美国有什么计划呢？要做假肢，买轮椅，还有什么？

方政：轮椅的问题这次来华盛顿就可以解决了。这边有一个美国的热心朋友说帮我弄了一个轮椅。轮椅其实倒不是大问题。我现在带了一个轮椅，也凑合能用。尽管破烂一点，但还能用。这里轮椅店很多，很容易找到适合我的轮椅。而且我不想要电动轮椅。我自己推，对身体也有好处。等到以后我推不动了再换电动的吧。主要就是假肢。在美国装一个好一点的假肢费用是很高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肯定是可以装的。费用方面，一些朋友还在寻找美国一些机构的资助。因为如果靠筹措，就要靠海外朋友个人来贡献，对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能够得到机构的资助当然是最好的了。

CND：好的假肢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方政：大概要5万美元左右吧。

CND：是装到身上就可以走路了吗？

方政：也不是那么简单。当然要自己适应，它毕竟是个身外之物。它的好就好在质量，比如说稳定性会好一点，或者人穿上不是很难受，适应性会好一点。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要去努力地跟它训练、磨合。这个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了。

CND：你们全家是移民吗？

方政：我这次来拿的是旅游签证。但是我想寻求在这里获得移民的身份。还没开始办。我是想留在美国。我来到美国之后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自由的天地。另外很多朋友也说，不要担心，在美国如果你不是追求很高，作为一个简单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很平常的，包括我太太，就是要追求一个很平静很简单的生活，主要是考虑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和教育环境。这就行了，就够了。我们不会去追求多么高的生活水平，从来没想过。所以朋友们都说，如果你们这样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在美国肯定能生活下去。所以我就想，那行。先做第一步的打算，准备长期留在美国生活。

说老实话，这三个多月，赶到这段特殊的时间来，是因为有这种责任和使命，要参与各种纪念活动。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也是受害者。我们要不说，那谁说呢？对不对？怎么叫纪念6.4？第一步就是要把真相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在这个真相的基础上去做他自己合理的判断。所以一直到现在才刚刚相对比较稳定下来。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旧金山跟朋友合住在一起，跟这个家里合住、跟那个家里合住，还没有完完整整地自己作为一个家庭开始生活。我想这下一步是我和我太太要面对的。我们自己要开始生活。我们要去租房子，要去买菜，要送孩子上学，要过日子。现在是刚刚开始。

CND：这一天肯定很快就会到了。

方政：很快，（笑）马上就要有。因为你不能老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呀，不是个长久之计。我太太的心态很好。她说，没问题。她说，什么工作她都可以做，从最基本的做起。她来后这段时间我们要是没什么事，或者我要是有事，她在家，她还给别人在家里做过几天保姆，还挣了几百块钱呢（笑）！她还给人去打扫卫生，这也干。她受的教育也许不是很多。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语言都不能过关。当然在加州语言的压力不是特大。她要是在华人圈里找工作倒是能挣一点钱养家的。

对于我来说我就不能依赖这个。首先我想，一个家里，尤其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必须要有一个人要接触这个美国社会。那么首先语言必须要过关。所以我想我今后这1、2年甚至2、3年的时间，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学习。在学语言的同时也许我还会去学其他的，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也不是单纯地就是学语言。也许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时语言也会有所提高。

我女儿来上2年级，下学期也许上3年级。她8周岁了。不管她上2年级还是3年级，反正我跟着她一块进步吧。（笑）没准3年以后，她上到5年级或者6年级了，那我们大家都会有进步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学习。

除了学语言，既然来到了美国，我就要了解美国社会。就要学一些在美国相关的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学习。

CND：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方政：我42周岁多，快43了。

CND：完全来得及的。

方政：来得及！（笑）但是我现在心虚，不知道能不能学下来。我是这样想：也许我学个3年5年的，不一定能够拿到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但是我想，在学的过程中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我不是追求什么学位，我也不想去做很专业的人。比如说我去学法律。我可能学了3年5年，很艰苦。我就要去学它。学了5年我未必能够拿到一个法学的博士硕士，但是我想通过学习，我会有一定的积累。这就够了。这为我以后再去关注中国，关注与我们相关的事情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就想在学一个专业的同时去丰富自己。我不想就拿着一本英语书去学语言。结合专业去学，慢慢的呢，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我通过几年的学习，会有进步的。毕竟才40多一点。好像还行，我觉得我的精力还能跟得上。

另外如果有机会我再继续练练体育，对身体也是一种帮助。也许可以代表美国去参加残奥会（笑）。有些项目我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说射箭，我在国内练过，轮椅上坐着可以射箭，轮椅上打乒乓球，还有轮椅篮球等等等等。这些我都可以。当然作为一种爱好，作为我生活的一个补充，我也很愿意从事体育活动。这样可能我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一点，生活也会积极一点。反正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笑）

我跟我太太的想法就是这样。可能家庭中的重担她会担得多一点。工作方面，她要挣钱养家嘛。不管怎么样，她要去打工，又要照顾小孩上学放学。如果我以后便利了，我要有个自己能开的车，像我们这种残疾人有全手动的汽车。这样我在学习的同时就可以把接送孩子啊这些事情由我来做。这个家就不需要太多人帮助了。

CND：讲讲你女儿的小故事。

方政：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女儿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很照看她。我呢？因为不方便，可能就管得少一点。我太太有时候要出去工作，所以我父母照看得很多。但是我们从小都一直生活在一起。她的个子长得比较高，从小比同龄孩子的个子就高，现在都有1米4多了，8岁。

方政与女儿

CND：是随你吧？你1米8。

方政：我太太才高，1米74呢。应该是随她，别人都讲，更像她。女儿比别的小孩好像更懂事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看到我的腿，她会有一些伤感。女儿的心细嘛。当然我和我太太经常要淡化孩子这种心情，尽量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正常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问题。唯一的差异就是人家能拉着孩子走路送他上学，我们就推轮椅送你上学。其实我们是刻意在做淡化孩子这种心情的工作。我们从言语中、行动上从来不去强化她这种感觉。但是好像也不行。毕竟孩子有她自己的眼睛和思维。我感觉她多多少少心里面有一点这种薄薄的阴影，像一张薄纱一样，盖在她的心里。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担忧的事情。

女儿成熟得早，对我也特别的好。从情感上特亲近。有几个小细节。比如说，我的轮椅放在那，不给别人坐。有朋友到家里来，要坐轮椅。我家女儿在一旁就会生气，一定要把轮椅拉开，不让别人碰我的东西。爸爸的轮椅。（笑）然后比方我要出去，有的人喜欢推我。她就不让推。她说，你不要推他，我爸爸自己推，要不就我来推。她有一种要关爱、要保护我的需求。她内心里从小就有这个。现在8岁，已经表现出来了。

CND：好女儿啊！她有什么爱好、特长吗？

方政：她弹琴还可以。在国内因为买不起钢琴，所以是电子琴。让她弹一弹，一个星期到少年宫去学一次。老师说她还可以。因为我也不会，我太太也不会。她就自己去。我在国内有一个残疾人三轮摩托车。我就把她带上，开到少年宫。然后她自己上去，我就在底下等她，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她学完了，回来就自己弹。我不知道她弹得怎么样，因为我从来没有上楼去听过。有很多家长可以跟着孩子一块去听，去指导。我只能给老师打电话。老师每次总是说，还不错。她自己每天抽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自己练一练。我感觉还可以。老师说，不错啊。你们从来不指导她，也没管她，她自己能这样，已经很好了。

另外她也挺好动，可能遗传了一点体育的基因。尽管她比较瘦，但是我觉得她运动能力比人家强。她跑起来、蹦起来还挺欢快。当然我们也没有刻意地让她去练。

CND：她学习怎么样？

方政：她在国内只上了一个完整的1年级。2年级下学期就到这里来了。1年级在他们班学习肯定是不错的。现在所有的汉文书籍、报纸都能看来。认字基本上都会了。其他的还都不知道，才上2年级，很难说。（笑）反正不笨，还可以。（笑）智力是正常的。

女儿在美国上了几天学。她就说，哟，这怎么上学跟玩一样啊！她那个时候在国内上的是合肥科大附小。她说我们那时候写作业，天天写，多得不得了。手指头都写变形了。我告诉她，这就是这里的学习方式。但是我也告诉她，你不能一味地玩。老师给你们轻松玩的东西你要用心。她还在学英语。等我们安顿下来，找个学校，然后再给她找些同伴。

CND：这次纪念6.4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孩子。你想对你自己的孩子说什么？

方政：其实我女儿在国内对我们的事情就有所了解。尽管她的年龄不大，但她是知道的。另外，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中国人嘛。对中国的历史、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多少要了解一点。也许她要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教育，但我不希望她的汉语会丢失。要让孩子了解父辈的经历。这样她对父辈的理解和沟通方面就更容易一些。要薪火相传。所以我参加很多活动都带着她一道去。我也不会刻意对她灌输什么，因为她还小。但是让她在参加当中去体验，让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等到她长大了，随着她的见识增加，她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部分 新大陆上再冲刺

CND：我想，很多人都希望了解一下你现在的心境和你对当时的情况的看法。比如说，因为这个事件，你的生活整个都被改变了——你的教职没有了，强健的身体也有了残疾。那么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心境去看待这件事？

方政：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可能当人处在不同的境况里、处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中时，他的想法会有些小的差异。我现在来看，当然对6.4 发生的这件事，不是完全的“释然”，但是也还是能够面对我个人的这种遭遇……有些人问过我，有没有后悔呀？当然你问的这个问题比他们问的好像又更加的广了，更广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首先你要从几个方面讲。对于我参与到运动当中，我现在没有后悔的感觉。救这个女孩，当时具体发生的情况，我觉得我当时所做的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也是很应该的。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感觉。但是最终说到我的残疾，那心里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总是有对比嘛，对吧？就觉得把自己以前最擅长、最优势的东西失掉了。我以前跑得很快，或者我的行动能力很强，喜欢到处走，喜欢玩。就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一下子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也不是简单一句话，是“怨恨”或者是“后悔”。因为我不知道怨恨什么。

但是我不能原谅当时发生的这件事，就是当时被坦克压过。这也构成了我以后生活的改变。国内外有很多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告诫我说，过去的事了嘛，不要老说了。但是我一直把它提出来，一直对当时坦克对我们学生队伍的碾压、尤其对具体落到我身上的这个遭遇，有点耿耿于怀，不能忘掉。这件事的发生让我觉得不可接受。因为我从广场撤出来，走在路上时，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干部、学生党员，以我自己的境界，包括对共产党的理解、对当时中国政府的理解，我就没想到这一层。我从内心里觉得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幸它刚好发生在我身上了，所以内心里的这种反差觉得很大。就有种老是想不过去的感觉。

CND：想不过去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现在身体的残疾给你造成的所有这些后果吗？是不是这个“坎儿”你觉得迈不过去？

方政：其实对我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这种影响，也就是纯粹是因为没有腿了而造成生活不便，从而导致的什么情绪低落，这个倒是很少。

CND：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现代人经常容易犯的，比如抑郁啦、失眠啦？

方政：（笑）这个倒还没有。但有的时候晚上，尤其后来这段时间，天气变化时，腿的神经会很疼。因为它老疼，持续疼，疼十几、二十个小时、一天。而且这种疼是不可控制的。就是你没法忍受，它会突然间神经“啪”地一个抽痛过来，仿佛就是从大脑里发射出来的一个神经脉冲一样。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痛点。你从外面，再怎么揉、捏、掐都没有用，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它就突然发过来一阵痛。这个困扰了我很多年。有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没有这个神经性腿疼，其实我很幸福，我不觉得缺什么。还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觉得疼的时候，晚上比如睡不着觉，半夜疼醒了，在那个地方辗转反侧。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想得多一点。

CND：你能描述一下，在你“想得多一点”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因为人的心境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就你这件事情来说吧。不同的人可以有哀怨、可以有仇恨、可以有消沉，但是也可以有感激，会说“幸亏只是腿”。各种不同的心境。

方政：是。我最一开始在医院醒来的时候，就是感激还活着。然后有人到医院来看我，知道有很多人死了，又知道跟我一块的女孩她安全，当时是一种庆幸。觉得哦，她也安全。等于我做的事没白做啊，是吧？另外我呢，也算安全，还活着嘛，也是一种庆幸。刚开始是一种庆幸。

而且我自己现在感觉，从我受伤到现在，其实我身边不乏关爱。我没有实在感到太孤独的时候。这其实也是给我一种支撑，觉得总是有阳光在面前，不是全部的那种无望和黑暗。这个很重要。当然这种关爱来自各个方面各个地方。所以我自己一直很感恩，也很庆幸，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大家关爱的怀抱中。从早期的医生护士到学校的老师同学，到那个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爱人，到家里人，姐姐妹妹父母，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所以这使我感觉到很温暖。

当然也有很低潮的时候。比如说经济上很困顿的时候，或者是特别无助、有什么事办不成的时候。但是很快就自己调整一下就过去了。

CND ：你用什么方式来调整呢？

方政：我可能也是性格问题。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没有很刻意，但是很容易就能过去。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海南，不是后来99年被抓回去了吗？回去干嘛呢？什么都没有了。也没钱，什么都没有。有一段时间还在生病，就有一点觉得很无助，觉得孤单。有一点。但是好在，可能是我的性格吧，我就主动跟别人联系啊，包括后来认识我的太太。有了她，就换了一种生活状态。本来是一个人，很无助很消沉，突然有一个年轻女孩到身边，又能建立这种关系，那生活不是一下又提振了吗？（笑）反正我觉得到了这种时候，我自己都能够找一个机会转化一下、调整一下生活。

CND：前面的采访中我注意到你用了一个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方政：是啊。

CND：这是你真实心境的描写吗？

方政：是，真的是。当然这是回看，想到哎呀，没有“这个”，我不会这样；没有“那个”，我不会那样。这样就是所谓的得失平衡啦。我失去了腿，但是我得到了很多其他人没有得到的。所以总的来说我心理还是比较平衡、平静。反正先平衡才能够平静。

CND：在很多人来看，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点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就怨这个女孩子。”如果不是救她的话，我相信以你的体力，那个栏杆你一下就跨过去了。

方政：是啊。当然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时从广场她找到我，这就是有的人讲的“缘”嘛。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在广场几千人里，黑灯瞎火的大半夜，能战战兢兢地找到我。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都没跟人说过。当时半夜1、2点，我们撤退之前，她想上卫生间。到哪去找啊？没地方去啊。我就带着她到处转悠。转转转，转到历史博物馆那边的小灌木丛，我说你就在这吧。我说这个小插曲，意思是说，我是觉得大家共同在广场，很自然地我就得跟她在一块，就得帮助她。她有什么困难找我，我就得想办法去帮她解决。所以在六部口遇到那个情况，就纯粹是一种本能了。根本没有多想。其实说老实话，根本就没想过毒气一炸我就该自己跑还是怎么样。没有去思考任何东西，这是很正常的。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假如身边有个人站不住，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把人给拉起来。绝对不是不看她，自己跑，是不是？然后就一块转移。

CND：可是后面一直延续下来的结果，如果她肯有一句证言的话，就不一样了。

方政：要好一点。也许学校会给一个所谓的“好”的结果。但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包括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其实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人知道她，大家一起去谴责她，打破她现在想追求的一种生活。她当时是低年级学生，回到学校还得上学，是吧？还要面临分配，也许是家里的压力，也许是校方的授意。这都有可能。

CND：你后来知道她的下落吗？

方政：下落我不知道。但是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这些我都是很清楚的。

CND：将来要是有一天看见她，你怎么办？比如在大街上碰到她？

方政：讲到这个呢，我来给你讲另外一个事。那年的5月20号晚上，当时天安门广场气氛是最紧张的一次，因为戒严令刚颁发，在广场上李鹏那种声嘶力竭的大喇叭播音，加上广场整个的气氛，非常紧张。当时有很多同学都晕倒了，救护车响着，去救人。那时我在广场，有这么一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我提这件事，我不提她的名字好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北京人，北京XX学院的，也是因为都在广场嘛，正好都在一起。她当时由于劳累或者是惊吓的刺激，她说她头晕，身体很不舒适。我就找了个救护车，把这个女孩送到了医院。5月20号。然后陪她在医院吊水，陪了一个晚上。之后我们一同在广场待了好几天。当时你也知道，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也谈不上什么所谓真正的爱慕，但有时候大家互相有好感、谈得来，大家共同在广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有这么好几天大家在一起，彼此也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或者一定的……好感，也许是吧。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但是3号那天晚上她没在广场。

然后4号我出事了。这个女孩后来到我们学校去找过我，就知道我出事了。她呢，自己没有到医院来看我，但是她叫她妈妈给我做了一盒吃的，好像是鱼还是什么，还有一个纸条。是她妈妈来看的我。纸条讲了这个意思——因为当时外面有传言说是军队要包围医院——她很担心我。但是原谅我不能来看你，以后路还长，希望你好自为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女孩以后我也没再联系，这个事就过去了。本来交往也不是很深，也许只是有一点青年学生之间那小小的在广场上的浪漫情愫。也许有一点点。后来就天各一方20年。

但是我这次到了旧金山，然后3月下旬去橙县那边的一所大学，我到一个老师家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孩的声音，有哭的那种感觉。我说是谁呀？她说你肯定想不到，她就讲了5月20号在广场的事情。我的记性很好，我当然能想起来。我说，是你啊，太意外了。她很自责、很抱歉，说你后来在北京好几年，我也没有跟你联系过，请你原谅我的软弱、胆小。我说你不要这样。她说她01年就到了北美，也是辗转从媒体上得知我来到加州的。她这么多年一直有种压在内心里的自责，所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后来她还给我发了一个中文的邮件，讲了很多话，意思是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但是并没有忘记当年。她还给我寄了一点钱来，要帮我。她的邮件我有时候会翻出来看看，觉得心里面很温暖。挺感动的。但是如果她仍然在国内，她也可能不会这样做。

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你看，这个女孩，我们之间还没有什么，她那个时候在北京，我受伤以后她都没有来看我，她都不愿意再主动联系了，对吧？有一种刻意的回避。那可想而知，6月3号我救的那个女孩，也许她当时的感受就更不一样了，毕竟她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在身边发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许有一天她也会给我打个电话，（朗笑），这也有可能。

CND ：如果你面对她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也许不是她自己来主动找你的。因为人对自己的遭遇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可能她就刻意想忘却。假定某一天，你们两个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碰上了……

方政：隔了20年，我没准认不出来她了。

CND：假定你能认出来呢？

方政：假定认的出来，她要是不跟我打招呼，我也未必去跟她打招呼。

CND：为什么？

方政：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既然这么多年没有联系，就觉得自己生命中就不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本身跟她就是萍水相逢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瓜葛，就是在广场上的偶遇。当然这个偶遇也许改变了我的一生。但也不一定。如果不是她在旁边，没准坦克过来了我也一样被压。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怪她，好像没有她坦克就不会压我。这好像并不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不是必然的。就跟军队镇压一样，他就要镇压，坦克出动了，不是我死就是其他人受伤。她跟我受伤不完全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也许不一定会去认她。当然她要愿意认我呢，也许我也会问问她，最近怎么样啊。大概就是这样吧。

CND：我不问你有没有后悔，因为你已经说了，你不后悔。我问你有没有遗憾。

方政：当然有遗憾啦。这遗憾就是大学毕业那时候有很多理想、愿望，它都不能实现了，当然遗憾啦。这个遗憾是肯定有的。包括后来这20年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

CND：一个人的一生，往好了说，有四个20年。

方政：对。

CND：你的4分之1是这样过来的。如果用常人之心来度你之“腹”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遗憾。比如如果你去了华南师大的话，现在你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大学教授。其他的呢，你的同学里面，大款一定有，领导也一定有。你羡慕他们吗？

方政：是的，都有。反正不一样的人生，有的时候会觉得差异很大。比如这个是科研所的所长啦，那个是处长啊、教授啊。当然也怪我自己。也许如果我要是更努力一点，我也有很好的前途。

CND：你是说发生这个事情（受伤）之前是吗？

方政：不。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啊。我就想，当然干扰是不得已的，就像残疾人运动会，国际比赛都不让我参加。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挺无助的，没办法。

CND：你觉得无助的时候你会很恨吗？

方政：恨哪，可恨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对抗的是一个政府啊。就像那时候他们不让我参加比赛，就很简单，就是决定了不让你参加。你说我怎么办哪？我也没什么办法，对不对？（笑）

但是走到这一步，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也有让我自己很满意和庆幸的地方。毕竟还有妻子嘛，还有孩子嘛。我们有的同学还有至今没有结婚的，也有一个同学是要不了孩子的。当然人不能这样去比。可是每个人都有缺失和不足之处，对吧？我觉得我跟一般的正常人比起来，我倒没太比别人少点什么。好像都还行。唯一的就是麻烦比别人多一点。我总想，我的要求低一点，我的障碍就会少一点。尤其在国内就很简单，比如说出去玩很麻烦，那我就少出去玩。这个麻烦自然就少一点了，对吧？就类似这种的。要求少一点，困扰自己的障碍就稍微少一点。这样就慢慢地达到一个平衡了，好像也行。

但是后来这个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如果一味地这样的话。我现在有时候很感慨。我跟周锋锁他们讲，这次出国仿佛把我重新给激活了。就像一条鱼长期地在鱼缸里面，慢慢、慢慢地它就不太会游了。可以给它换个地方，突然把它激活一下。那段时间在国内，政府看得也很紧，做不了什么事。就觉得自己在家里变得非常消极懈怠。其实那种状态很不好。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我现在想想都后怕。我要是一直那样的话，可能就无所作为，早早地步入老年退休状态了。就是那种生活，在家里也没有事干，跟邻居聊聊天，对孩子关注一点，没事自己看看书、看看电视，高兴了就上网跟别人联系联系。因为你很难找到自己太多喜欢或者能干的事。所以看着看着，自己的生活基调、生活状态就在往下降。

到了美国来以后，一片新天地，一下就把我激活了。你到这你就必须要重新适应。这太好了，我要重新学习，这个很好。重新适应、重新开始。我特别愿意这样去做。

CND：告诉你，肯学习的人就不老。

方政：是吧？就不老，对。（笑）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现在感觉非常好。尤其接触很多在美国的人，年龄比我大得多的，说，没关系，4、50岁照学，改行的人多得是。有时候想想，自己觉得体力好像还行，精力也觉得还凑合。也许是还可以去学，要适应新的生活，也许还可以做一些新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所以到美国来真的是新生活、新道路、新开始，全部都是新的。

CND：开心吧？

方政：挺好。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从客观上把我从那种消沉、懈怠的低迷状态中拉出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周锋锁他们。真的。

CND：你们打算在那里定居？

方政：第一步打算在旧金山。然后下一步看。我不是还想找机会学习吗？当然先是语言上要补一补。在补的同时如果能有机会到那个大学去学一点什么，那就要再看是在什么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倾向于先在旧金山落脚呢？我这次出国主要是旧金山的周锋锁他们“人道中国”帮助的。这个组织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才成立没多久。周锋锁、赵晶（音）啊，他们几个，成立了“人道中国”这个组织。在帮我出国的同时，他们给国内也是默默地做了很多的支持和救助工作。他们对国内的很多不知名的、但是又是真正的受苦的、受迫害的人给予了很多支持。他们完全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几个留学生吧，每年从自己的工资里捐出一部分费用，一直默默地支持很多人。所以我来了以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也挺让我感动的。正好我以我的这种身份也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都在旧金山嘛，我也近一点。当然前面6.4这一段时间都是讲以前的事啦。下一步就要具体一点。纪念6.4不只是那一天的事。国内还有很多与此相关的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受迫害的弱势的群体，对吧？我原来是一个受援者。到美国之后我这个受援者的身份就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然后我就要成为一个救援别人的人，像锋锁他们那样，薪火相传，跑接力。

CND：会有那么一天，你会忘记过去吗？不是有人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要向前看吗？

方政：这个是两回事。忘记过去，忘记当时发生的那些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太被过去发生的事情所束缚，不要老牵扯过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说真正当时发生的事情你让别人忘记，这个也不太现实，也不是个正确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但是不被它所束缚，能够朝前走做自己的事情，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做很多与6.4相关的事，但是我们的眼光并不局限在6.4的这个群体。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需要关注的群体，我们就去关注他们。

CND：网上还有一个经常在吵的问题，就是有人说，“幸亏”当时镇压了，中国才得了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如果我对你这样说，你会怎样回答我？

方政：国内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观点，海外可能也有。我是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中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镇压不必然导致现在所谓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有些国家没有镇压，他的经济也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对吧？相反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的社会体制能够带来经济更大的发展。并不是镇压的结果。但是一些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思维怪圈，仿佛中国一定会乱的。因为中国一定会乱，但是我们都怕她乱，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她乱，就必须要镇压。其实反过来看看，中国难道就一定会乱吗？即使没有共产党了，或者即使共产党被削弱了，有了真的政治体制改革了，中国也未必会乱。其实不要说6.4那天，就是在5?19之前，或者更往前一些，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缓和矛盾的，政府为什么非要一步一步逼到这条死胡同来呢？

CND：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读者和其他能够读到这个报告的人说吗？

方政：能够或者愿意读到这个报告的人，我相信他们在过去的20年里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我们这些6.4受害者和受难者群体。他们代表了海外留学生的良心的主体。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的关心、了解，给在国内的我们都是一种支持。能够关注我们，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们。以后中国良心发展的基础可能就是他们。

CND：谢谢你！

—— 原载: 华夏文摘